罗伯特·卡根｜霸权的代价：美国能学会运用自己的权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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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权的代价：美国能学会运用自己的权力吗？

作者：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

译者：何伊楠

图为本文作者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

图片来源：https://www.brookings.edu/experts/robert-kagan/

法意导言

本文是美国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的斯蒂芬和芭芭拉·弗里德曼（Stephen and Barbara Friedman）高级研究员，也是即将出版的《盛宴上的幽灵：1900-1941年美国与世界秩序的崩溃》（The Ghost at the Feast: America and the Collapse of World Order, 1900–1941）一书的作者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于4月6日发表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的文章《霸权的代价：美国能学会运用自己的权力吗？》（The Price of Hegemony: Can America Learn to Use Its Power?）。作者认为，霸权不同于帝国主义，它意味着一个在军事、经济和文化上强大的国家仅仅通过自身存在就对其他国家施加影响。苏联解体后美国的全球霸权的增强不是美国行动的结果，而是美国将权力和民主信仰的结合对那些寻求安全、繁荣、自由和自治的国家或地区产生影响力所带来的自然结果。如果说正在乌克兰发生的事情应归咎于美国，那并非美国故意扩大其在东欧的影响力，而是美国没有看到自己的影响力已经增加，也没有预料到对自由主义秩序不满的行为体会试图推翻它。

图为艺术家Kotryna Zukauskaite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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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分析人士一直在争论，究竟是美国煽动了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乌克兰和其他邻国的干预，还是俄罗斯的行动纯粹是无端的侵略。由于俄罗斯对乌军事行动乌克兰的恐惧，这场对话暂时平息了。一波民众的愤怒浪潮淹没了一些人的声音，这些人长期以来一直认为，美国在乌克兰没有重大利益利害关系，乌克兰在俄罗斯的利益范围内，以及美国的政策造成的不安全感迫使普京采取极端措施。正如珍珠港事件使反干涉主义者噤声，让关于美国是否应该加入二战的辩论停止了一样，普京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让美国人在2022年停止了关于美国在世界上的目的的无休止争论。

这是不幸的。尽管将普京对乌克兰的“非人道主义”袭击归咎于美国是不合理的，但坚称俄罗斯行动完全是无端的，也是一种误导。正如珍珠港事件是美国遏制日本在亚洲大陆扩张的结果，以及9·11袭击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美国在第一次海湾战争后在中东占据主导地位的回应，俄罗斯的决定也是对美国及其欧洲盟友在冷战后不断扩大的霸权的回应。尽管普京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但对美国在乌克兰的历史和地缘政治背景下一直并仍在发挥主要作用这一事实，美国人也必须努力正视。

对于批评美国权力的人来说，美国应对的最佳方式是降低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放弃其他国家本应承担的海外义务，最多充当一个“离岸平衡手”（distant offshore balancer）。这些批评人士同意俄罗斯在欧洲拥有自己的地区势力范围，并让美国将注意力集中在保卫边境和改善美国人的福祉上。但是，这种“现实主义”处方有一个不现实的内核：它没有反映全球权力和影响力的真正本质，这种权力和影响力是后冷战时代的特征，而且至今仍主宰着世界。冷战期间，美国已经是唯一真正的全球超级大国，拥有无与伦比的财富和实力，以及广泛的国际联盟。苏联的解体只会增强美国的全球霸权，但这并不是因为美国急于介入以填补俄罗斯的虚弱留下的真空。相反，苏联解体扩大了美国的影响力是因为美国将权力和民主信仰的结合使这个国家对那些寻求安全、繁荣、自由和自治的国家或地区具有吸引力。因此，美国是俄罗斯寻求重新获得其失去的影响力的一个巨大障碍。

过去三十年来东欧发生的事情证明了这一点。美国并不强烈渴望成为该地区的主导国，但在冷战结束后的几年里，包括乌克兰在内的东欧新解放国家转向美国及其欧洲盟友，因为他们相信加入这个跨大西洋共同体是独立、民主和富裕的关键。东欧人希望摆脱几十年——在某些情况下是几个世纪——的俄罗斯和苏联帝国主义，在俄罗斯“虚弱”的时刻与美国结盟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成功的宝贵机会。正如评论家们所坚持的那样，即使美国拒绝了他们加入北约和其他西方机构的请求，这些前苏联卫星国们也会继续抵制俄罗斯试图将其重新纳入势力范围的企图，然后向西方寻求能获得的任何帮助。普京仍然会认为美国是这种反俄行为的主要诱因，仅仅是因为这个国家足够强大，可以吸引东欧人。

纵观他们的历史，美国人往往没有意识到美国的权力对世界其他国家（无论是朋友还是敌人）的日常影响。他们通常惊讶地发现自己成为俄罗斯“怨恨”和挑战的目标。美国人可以通过更一致和更有效地发挥美国的影响力来降低这些挑战的严重性：在20世纪20、30年代，美国未能做到这一点，任由德国、意大利和日本肆意侵略，直到酿成一场大规模的毁灭性世界大战；近年来，他们未能做到这一点，又使普京能够夺取越来越多的土地，直到乌克兰事件。在这之后，美国人可能会真正吸取教训。但是，如果他们不审视和俄罗斯之间发生的事情，他们仍然很难理解美国该如何在世界上采取行动，这需要继续就美国权力的影响进行辩论。

依照民意

那么，美国可能以何种方式激怒普京呢？有一件事需要明确：这不会是通过威胁俄罗斯的安全的方式。自冷战结束以来，俄罗斯人客观上享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安全保障。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俄罗斯被入侵了三次——一次是法国，两次是德国。冷战期间，苏联军队随时准备在欧洲与美国和北约部队作战。然而，自冷战结束以来，俄罗斯在其西部享有前所未有的安全，尽管北约在其东部吸收了新成员。俄罗斯甚至对在很多方面都是北约最重要的一项举措——德国统一表示了欢迎。当德国在冷战结束后重新统一时，苏联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赞成将其纳入北约。正如他告诉时任美国务卿詹姆斯·贝克（James Baker）的那样，他认为苏联和俄罗斯安全的最佳保证是一个“被约束在欧洲结构之内”的德国。

苏联晚期和俄罗斯早期的领导人当然不会表现得好像害怕来自西方的攻击。苏联和俄罗斯的国防开支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末急剧下降，其中1992年至1996年间下降了90%。曾经强大的红军几乎被削减了一半，相对而言，这是近四百年来最弱的。戈尔巴乔夫甚至为了节约开支，下令苏联军队从波兰和其他华约国家撤军。这都是缓解冷战紧张局势，以便俄罗斯可以专注于国内经济改革的更大战略的一部分。但即使是戈尔巴乔夫，如果他相信美国和西方会利用这个机会，他也不会从地缘政治角度寻求这一“假期”。

他的判断是明智的。美国及其盟国对前苏联国家的独立没有兴趣，正如美国前总统老布什（George H. W. Bush）1991年在基辅的演讲中明确表示的那样，他在演讲中谴责了具有独立意识的乌克兰人的“自杀性民族主义”（他们将在三周后宣布独立）。事实上，在1989年之后的几年里，美国的政策首先旨在拯救戈尔巴乔夫，然后拯救苏联，然后拯救俄罗斯前总统叶利钦（Boris Yeltsin）。在从戈尔巴乔夫领导的苏联到叶利钦领导的俄罗斯的过渡时期（这是俄罗斯最软弱的时期），尽管前华约国家发出了越来越紧迫的呼吁，布什政府和之后的克林顿政府都不愿意扩大北约。克林顿政府创建了“和平伙伴关系计划”（Partnership for Peace），其模糊的团结保证远没有为前华约成员国提供安全保障。

不难理解，为什么美国当时没有将北约东扩的紧迫感。当时，很少有美国人将该组织视为抵御俄罗斯扩张的堡垒，更不用说将其视为击垮俄罗斯的手段了。从美国的角度来看，俄罗斯已经是一个空壳。既然北约的主要对手已经崩溃，而且考虑到20世纪90年代对大多数美国人和西欧人来说是多么充满希望，现在的问题是——北约是否还有任何使命。当时人们认为，这是一个趋同的时代，俄罗斯将不可避免地走向自由主义。地缘经济学取代了地缘政治学，民族国家正在消亡，世界是“平的”，21世纪将由欧盟管理，启蒙运动的理想正在地球上传播。对于北约来说，“离开这个地区或退出这个行业”（out of area or out of business）是当时的口头禅。

但是，当西方沉浸于幻想、俄罗斯挣扎着适应一个新世界时，德国东部紧张不安的波罗的海人、波兰人、罗马尼亚人和乌克兰人认为，冷战的结束只是他们几个世纪以来斗争的最新阶段。对他们来说，北约并没有过时。他们认为美国和西欧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北大西洋公约》集体安全保障第5条款（the Article 5 collective security guarantee）——是他们摆脱漫长、血腥和压迫的过去的关键。就像一战后的法国人担心复兴的德国会再次威胁到他们一样，东欧人认为俄罗斯最终会恢复其延续几个世纪的帝国主义习惯，并试图恢复其对邻国的传统影响力。这些国家希望融入他们富裕的西方邻国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而加入北约和欧盟对他们来说是摆脱悲惨过去，进入更安全、民主和繁荣的未来的唯一途径。因此，当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在20世纪90年代初放松管制时，几乎所有的现任（随后很快成为前任的）华约组织成员国和前苏联加盟共和国都抓住机会与过去决裂，从效忠于俄罗斯转向跨大西洋的西方，这并不足为奇。

但是，尽管这一巨大变化与美国的政策关系不大，它与美国后冷战霸权的现实有很大关系。许多美国人往往将霸权等同于帝国主义，但两者是不同的。帝国主义是一个国家为迫使其他国家进入其利益范围而作出的积极努力，而霸权与其说是目的，不如说是一种条件。它意味着一个在军事、经济和文化上强大的国家仅仅通过自身存在就对其他国家施加影响，就像太空中一个更大的物体通过其引力影响较小物体的行为一样。即使美国没有积极扩大其在欧洲的影响力（当然也没有通过其军队），苏联政权的崩溃也增强了美国及其民主盟友的吸引力。他们的繁荣、自由和他们保护前苏联卫星国的能力（再加上俄罗斯无法提供这些），戏剧性地改变了欧洲的均势，使之有利于西方自由主义。美国影响力的增长和自由主义的传播与其说是美国的政策目标，不如说是这种转变的自然结果。

俄罗斯领导人本可以适应这一新现实。其他大国已适应过类似的变化：英国曾经是海上霸主，拥有庞大的全球帝国，也是世界金融中心。然后，他们失去了一切。尽管一些英国人因被美国取代而感到羞辱，但是他们很快适应了自己在苍穹中的新位置。法国也失去了其伟大的帝国，还有战败的德国和日本失去了除他们创造财富的才能以外的一切，但他们都做出了调整，甚至可以说变得更好。

上世纪90年代，肯定有俄罗斯人——例如叶利钦政府的外交部长安德烈·科济列夫（Andrei Kozyrev）——认为俄罗斯应该做出类似的决定。他们希望将俄罗斯融入自由主义的西方世界，甚至不惜牺牲传统的地缘政治野心。但这并不是最终在俄罗斯盛行的观点。恰恰相反，与英国、法国以及某种程度上的日本不同，俄罗斯与美国的友好关系和战略合作历史并不长。不同于德国和日本，俄罗斯在这一进程中并未被军事击败、占领和改革。与德国不同，德国一直坚信自己的经济实力势不可挡，在二战后的国际秩序中至少可以变得繁荣，俄罗斯从未真正相信自己能够成为一个成功的经济强国。俄罗斯精英们认为，俄罗斯在全球融合中最有可能的，也是最好的结果是沦为一个二流大国。俄罗斯将处于和平状态，它仍有机会繁荣昌盛。但它不会决定欧洲和世界的命运。

战争还是和平

1940年秋，日本外务大臣松冈洋右（Yosuke Matsuoka）在与其他高级官员的一次会议上，直率地提到日本的困境。他指出，日本只能在遵循美国和英国提出的条款情况下寻求恢复与他们的合作关系。正如陆军大臣（也是后来的首相）东条英机（Hideki Tojo）所说，这意味着回到“小日本”（“little Japan”）。对于当时的日本领导人来说，这似乎是不可容忍的，以至于他们冒着风险也要发动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也认为会输的战争。接下来的几年不仅证明了参加战争是一个错误，而且证明了日本人从一开始就简单地融入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更符合他们的利益，因为他们在战后做得非常成功。

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做出了与日本帝国、威廉二世（Kaiser Wilhelm II）领导下的德国以及历史上许多其他不满的大国大致相同的选择，并且很可能以同样的方式以失败告终。但普京的选择不应该让人感到意外。由于普京想要的无法得到美国准予，美国的善意声明——它向俄罗斯经济投入的数十亿美元，以及在后冷战时代初期为避免在苏联的坟墓上跳舞而采取的谨慎态度——所有这些都没有效果。普京试图扭转一场不依靠暴力就无法逆转的失败，但他缺乏发动一场成功战争的资金。他想恢复俄罗斯在中欧和东欧的利益范围，但俄罗斯已经失去了维持这一利益范围的实力。

对于普京以及那些想要将传统势力范围割让给俄罗斯的西方国家来说，问题在于，这些势力范围不是由其他大国授予一个大国的——它们不是继承来的的，也不是由地理、历史或“传统”创造的。它们依靠经济、政治和军事实力获得，随着国际体系中权力分配的波动而来来去去。英国的势力范围曾经覆盖了全球大部分地区，法国曾经在东南亚以及非洲和中东的大部分地区享有势力范围。这两国后来都失去了这些势力范围，部分原因是二十世纪初的权力转移，部分原因是他们的帝国臣民反叛，还有部分原因是他们自愿以自己的势力范围换取由美国主导的稳定和繁荣的和平。德国的势力范围曾经延伸到遥远的东方。在一战之前，一些德国人设想建立一个庞大的“经济中欧”（economic Mitteleuropa），中欧和东欧的人民将为德国工业提供劳动力，资源和市场。但是，德国的这一势力范围与俄罗斯在欧洲东南部的势力范围重叠。因此这里的斯拉夫人向俄罗斯寻求保护，应对日耳曼民族的扩张。这些有争议的势力范围地区促成了两次世界大战，就像东亚地区的争议导致了1904年日本和俄罗斯的冲突一样。

俄罗斯人可能认为他们有在东欧的势力范围的自然、地理和历史上的所有权，因为他们在过去四个世纪都拥有着。但即使是美国人也认识到，声称拥有势力范围与实际拥有势力范围是不同的。在美国存在的第一个世纪里，门罗主义只是一个既空洞又厚颜无耻的主张。直到19世纪末，当美国有能力实现其主张时，其他大国才勉强被迫接受它。冷战结束后，普京和其他俄罗斯人可能希望西方准予俄罗斯在欧洲的势力范围，但这根本不能反映苏联解体后真正的均势。但在有能力付诸实施前，其他大国不太可能默许。

尽管如此，一些西方分析人士在冷战结束后和至今仍认为，美国和西欧应该向俄罗斯的要求让步。但是，如果俄罗斯没有能力维持一个势力范围，那么西方要以什么理由同意俄罗斯的要求？——是公平？还是正义？势力范围与正义无关，即使是正义，让波兰人和其他东欧人屈从于俄罗斯也是一种可疑的正义。他们知道在俄罗斯统治下是什么样子——失去独立、被愿意接受克里姆林宫指挥的统治者压迫、以及个人自由被压制。只有在俄罗斯施压和西方故意表现出冷漠的共同作用下，他们才会接受回到俄罗斯的势力范围。

事实上，即使美国否决了波兰和其他国家加入北约，正如当时一些人所建议的那样，波罗的海人、捷克人、匈牙利人和波兰人也会尽一切努力以其他可能的方式融入跨大西洋共同体。他们会努力加入全球经济，进入其他西方主导的国际机构，并获得他们对安全的任何承诺——这些行为几乎肯定会激怒俄罗斯。一旦普京开始从乌克兰中分一杯羹（如果不控制乌克兰，他就没有办法将俄罗斯恢复到以前的大国地位），波兰人和其他人就会来敲响北约的大门，而美国及其盟友似乎不太可能继续说“不”。

俄罗斯的问题最终不仅仅是其军事实力薄弱。它的问题过去和现在仍是它在所有相关权力形式中的弱点，包括吸引力。至少在冷战期间，共产主义的苏联可以声称提供了一条通往人间天堂的道路。然而，在那之后，俄罗斯既不能为邻国提供意识形态，也不能提供安全、繁荣或独立。它只能提供俄罗斯的民族主义和野心，而东欧人没有兴趣在那个“祭坛”上牺牲自己，这是可以理解的。如果还有其他选择，俄罗斯的邻国必然会接受：美国及其强大的联盟仅仅通过其存在，通过其富裕、强大和民主，就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普京可能希望看到美国是他所有麻烦的幕后黑手，他说的没错，美国的吸引力为他的一些野心关闭了大门。但他的麻烦的真正根源是俄罗斯本身的局限性，以及他做出的不接受权力斗争后果的选择——俄罗斯理应输掉这场战争。冷战后的俄罗斯就像魏玛德国一样，从未遭受过真正的军事失败和占领，这种经历可能产生像二战后德国和日本那样的转变。因此，与魏玛共和国一样，俄罗斯也容易受到关于俄罗斯领导人将国家出卖给西方的“背刺神话”（stab-in-the-back myth）的影响。但是，尽管俄罗斯人可以从任何角度指责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和美国，事实是俄罗斯既不享有美国的财富和权力，也不享有美国的地理优势。因此，它从来就不适合成为全球超级大国。俄罗斯维持这一地位的努力最终使其体系在经济和意识形态上破产——这种情况很可能再次发生。

迟早的事

观察家们曾经说过，普京巧妙地打了一手坏牌。的确，多年来他一直正确地解读美国及其盟国，在没有引发西方国家危险反应的情况下一步步推动实现有限的目标，直至最近这次入侵乌克兰。而即便如此，他还得到了美国及其盟友的“帮助”——在这方面美国及其盟友表现不佳。当普京增强俄罗斯的军事实力时，美国和欧洲袖手旁观；当他试探和考验西方的决心时，他们无所作为——首先是2008年在格鲁吉亚，然后是2014年在乌克兰。当普京巩固俄罗斯在白俄罗斯的地位，或是在叙利亚建立强大的俄罗斯存在时，美国和欧洲没有采取行动，这使得普京的武器可以从中到达北约的东南翼。如果他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按计划进行，在几天内占领乌克兰，那将是一场胜利的政变，是俄罗斯卷土重来的第一阶段的结束和第二阶段的开始。世界不会谴责普京不人道的愚蠢行为，而是会再次谈论他的“精明”和“天才”。

值得庆幸的是，事实并非如此。但既然普京已经犯了错误，问题在于美国是否会继续自己的错误，或是美国人在咄咄逼人的国家建立起来之前再次认识到最好尽早遏制他们，以防日后阻止的代价上升。俄罗斯提出的挑战既不罕见，也不荒谬。各国的兴衰是国际关系的经纬。战争和由此产生的新权力结构的建立、全球经济中使一些国家富裕而另一些陷入贫穷的变化、以及导致人们更喜欢某一个大国而非另一大国的信仰和意识形态，都改变了国家的轨迹。如果说乌克兰正在发生的事情应该归咎于美国，那并非美国故意扩大其在东欧的影响力，而是美国没有看到自己的影响力已经增加，也没有预料到对自由主义秩序不满的行为体会试图推翻它。

自二战后的七十多年里，美国一直在积极努力阻止修正主义者。但许多美国人希望，随着冷战的结束，这项任务会结束，他们的国家能够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拥有正常的，也即有限的全球利益。但是这个全球霸主不可能像它希望的那样，踮起脚尖离开舞台。当仍有大国由于其历史和自我意识而无法放弃旧的地缘政治野心时，美国尤其不能退缩——除非美国人准备生活在一个由这些野心塑造和定义的世界中，就像20世纪30年代那样。

如果美国既承认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也承认自己维护自由主义世界秩序方面的真正利益将会更好。就俄罗斯的情况，这意味着美国尽一切可能将其纳入政治和经济自由秩序，同时阻止它试图通过军事手段重新创造其地区主导地位。保卫北约盟国的承诺从来不是不帮助在欧洲遭受攻击的其他国家，就像美国及其盟国在20世纪90年代的巴尔干问题上所做的那样，美国及其盟国本可以抵制控制或夺取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土地的军事行动。想象一下，如果美国和民主世界在2008年或2014年像对最近对俄罗斯使用武力做出的回应那样，不断伸出手以防俄罗斯想要掌握这些地区，当时普京的军队甚至会比现在更弱。

诚然，在2008年或2014年采取强硬行动将意味着面临冲突的风险。但美国现在也正冒着冲突风险：俄罗斯的野心已经造成了一种固有的危险局面。美国最好在交战大国处于野心和扩张的早期阶段，而不是在它们已经巩固了实质性成果之后，冒险与它们对抗。俄罗斯可能拥有令人恐惧的核武库，但如果西方当时进行干预，俄罗斯现在使用它的风险并不会比2008年或2014年高。而且,该风险一直是非常小的：普京永远不会通过摧毁自己和他的国家，以及世界大部分地区来实现他的目标。如果美国及其盟友从一开始就凭借其经济、政治和军事实力的结合集体抵制俄罗斯的扩张主义，普京就会发现自己一直无法对邻国开展。

不幸的是，民主国家很难采取行动防止未来的危机。现在采取行动的风险总是显而易见的，并且往往被夸大。而遥远的威胁只是遥不可及，且难以计算的。抱最好的希望总比防止最坏的情况发生要好。当美国人和他们的领导人幸福地忽略他们也是无休止的权力斗争的一部分时，这个共同的难题就变得更加黯淡。

但美国人不应该哀叹他们在世界上所扮演的角色。毕竟，美国经常发现自己与欧洲纠缠不清的原因在于，它所提供的东西对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具有真正的吸引力——而且与任何现实的替代方案相比无疑更好。如果说美国人从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暴行”中学到了什么，那应该是，真的有比美国霸权更糟糕的东西。

文章来源：

Robert Kagan, The Price of Hegemony: Can America Learn to Use Its Power?, Foreign Affairs, Apr. 6, 2022.

网络链接：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kraine/2022-04-06/russia-ukraine-war-price-hegemony

译者介绍

何伊楠，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政治专业硕士研究生，现为法意观天下编译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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